一个原因，使我们不能轻易下此赌注，任凭自然环境消失。纯粹就辩论而言，我们姑且假设可以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合成新生物，也可以用人工方式重建稳定的生态系统。然而，就算有这种渺茫的可能性，我们就应该一意孤行追求短期利益，任凭原来的生物和生态系统消失吗？

就此把地球的生物历史一笔勾销吗？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顺便把图书馆和美术馆烧掉，把乐器劈作木料，把乐谱捣成纸浆，把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贝多芬（LudwigvanBeethoven）、歌德（JohannW.vonGoethe）以及甲壳虫乐队（Beatles）的作品也都销毁，因为所有的这些，或至少是极接近的替代产物，统统都有可能重新创造。

这个议题，就像所有重大议题一样，是一个道德议题。科学和技术是决定我们能够做的，道德是决定我们应该或是不应该做的。道德决定源自伦理，此种伦理是行为上的准则，而这些行为将能支持某个取决于其目的之价值观。至于目的，不论是个人的还是全球共同的，不论是由意识所激发，还是铭刻在神圣经文中，表达的都是我们对自己及人类社会所抱持的形象。简单地说，伦理的进化是经由不连续的步骤，从自我形象，到目的，到价值观，到伦理戒律，再到道德诠释。

所谓环境保护伦理，就是要将非人类世界中最美好的部分传递给将来的子孙。了解这个世界，你会对它产生一份拥有的感觉。深入了解它，你则会爱它和尊敬它。

所有生物，从美国秃鹫、苏门答腊犀牛、平螺旋三齿陆蜗牛（flat-spiredthree-toothedlandsnail）、光马先蒿（furbishlousewort），一直到还在我们身边的数千万种甚至更多的生物，都是伟大的作品。是天择这位工匠，通过突变以及基因重组，历经漫长年代与无数步骤，将它们组装起来的。

我们若仔细观察，每一种生物都能提供无数的知识与美感享受，就像一座活生生的图书馆。从花旗松到人类，真核生物的基因数量差不多有数万个。构成基因的碱基对（换句话说，也就是蕴藏遗传信息的字母），其数量依物种而不同，从10亿到亿个不等。就拿一种最普通的动物老鼠来说，一粒细胞内的DNA如果一个个头尾相接，而且宽度变得像包装绳那般粗，将能延伸公里长，其中每米约有个碱基对。如果纯以细胞的基因数量来论，一只老鼠体内的所有细胞的基因数量，相当于大英百科全书自年发行以来的所有版本的总和。

常常出现在我们脚边、我们不屑一顾的一只昆虫或一株杂草，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体。它有自己的名字，有长达百万年的历史，在世界上也自有一席之地。它的基因使得它在生态系统中，能适应某个特定的生态区位。经由仔细观察生物所证实的伦理价值显示，我们周边的生命形式都太久远、太复杂、基本上也太有用了，不宜轻言放弃。

共同的进化历史

生物学家还指出另一个在伦理上很有说服力的价值观：生物在遗传上的统一性（geneticunity）。所有的生物都来自相同的远古始祖。经由解读遗传密码（geneticcode）发现，生物的共同祖先很类似现代的细菌和古生菌，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具有目前已知最简单的解剖构造和分子组成。由于源自35亿年前的单一始祖，现代生物全都拥有某些基本的分子特性。这些生物的组织均由细胞构成，而负责管制细胞内外物质交换的，则是一层脂质的薄膜，叫作细胞膜。细胞产生能量的分子机制皆大同小异。遗传信息也都储藏在DNA里，然后转录给RNA，之后再转译成蛋白质。

未了，由大量的大体相仿的蛋白质催化剂，也就是所谓的酶，来加速催生所有的生命程序。

另一个同样令人感触强烈的价值观，在于人类喜爱从事管理工作，而这似乎源自人类社会行为中一种被遗传定型了的情绪。既然所有生物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我们也可以说，自人类诞生后，我们就必须把生物圈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如果其他生物是身体，我们人类就是大脑。也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自然界的角色是负责思考生命的创造，并进一步保护这个生机盎然的星球。

认知科学家在研究心智的本质时，对它的定义不只是提供大脑运作这样的物质实体，更特别的是具备了大量的情节。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也不论是基于现实，还是基于纯粹想象，这些自由涌现的情节全都以同样的机制搅拌在一起。现在的心智建构在如雪崩般涌入大脑的众多感官信息上。大脑飞快地工作，先将所有的记忆召集扫描一遍，然后再把紊乱的信息理出个头绪。其中只有少数信息，会被选进更高层次的处理机制。在那儿，细小的片断通过象征性的图像来登入，而后转化成行为的核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意识。

在意识建立的过程中，过去的信息被再次处理并重新储存。在这个重复循环过程中，大脑只记得不断减少的前意识状态的一小部分意识碎片。经过漫长的一生，由于不断编辑和补充，真实事件的细节逐渐扭曲。隔了许多世代后，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便转化成历史，或最终成为传奇与神话。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创造出来的神话，主要功能在于把创造该神话的种族，摆进宇宙中心的位置，然后再将历史描述成一则高贵的史诗。科学所展露的最动人的史诗，莫过于人类以及所有祖先生物的遗传历史。只要追溯得足够久远，往前推30多亿年，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像这样的遗传统一性，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历史，而且其正确性也日益获得遗传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后者专责重建进化的谱系）的验证。如果全体人类必须有一则创造神话（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当口，感觉上更需要如此），那么再也没有比进化历史更完整一致的了。这是另一个偏向管理自然世界的价值观。

总而言之，把我们和生物环境相系的众多价值中，有一项是对遗传统一性、血缘关系以及久远历史的感知。对于我们以及我们这个物种而言，它们相当于生存机制。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人类一种不朽的投资。

其他生物是否因此而具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呢？人们的反应可能有三种，分别源自不同的利他主义。第一种是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除非影响到人类，否则都不必在意。第二种是感情中心论（pathocentrism），与生俱来的权利，也必须延伸到黑猩猩、狗和其他我们能感受同理心的高等动物身上。第三种则是生物中心论（biocentrism），所有生物最起码都拥有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利。这三种观点并非像乍看之下那么不同。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常常是一致的，但是一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优先排序就会变成：人类第一，其次是高等动物，然后才是其他所有生物。

生物中心论的观点，借由公益团体所推广的类似宗教活动的运动，例如“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和“进化史诗”（theEpicofEvolution），在全球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哲学家罗尔斯顿三世（HolmesRolstonⅢ）曾经讲过一则故事，很能比喻这股趋势。多年来，落基山一处营地的登山道边，有一块标语写着：“请把野花留给别人欣赏。”等到木牌腐朽破烂后，换上的新标语变成：“请放野花一条生路吧！”

亲生命性

去爱非人类的生物，其实并不太困难，只要多了解它们就不难办到。这种能力，甚至是这种倾向，可能都是人类的本能之一。这种现象被称为“亲生命性”（biophilia），是一种与生俱来、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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