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预言年12月21日会是世界末日的并不一定是玛雅人科学家。

首先，玛雅人并不使用我们的数字和天文系统，对他们来说年12月20日与其他日子并无区别。将它选为末日前的最后一天，其实是我们玄乎其玄的数秘术在作祟。

更重要的是，最优秀的玛雅天文学家非常善于通过天文现象做出真正的预测，绝不会被伪科学的疯话蒙骗。相反，这些流言正是媒体专为愚昧的大众而造，先投其所好，再添油加醋地大肆传播。

不过这番蠢话倒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群人的思维混乱。他们生活在一个由科技主导的世界，却仍然受到部落式的无知和迷信之摆布。在现代用电子产品追踪这类“新闻”，实际上与过去的“野蛮人”自豪地把闹钟挂在脖子上是一个道理。

有人觉得，想要预测包括世界末日在内的一切事物之渴望，追根究底是一种科学态度的副产品。也就是说这是科学的错，因为它让我们习惯性认为未来于我们已经没有秘密，今天就能知道明天、后天要发生的事。

但事情完全不是如此，原因有二。

第一个是历史教给我们的，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述，在近代科学前的古代就存在阿波罗理性精神与狄奥尼索斯本能主义之间的矛盾。只要读一读艾瑞克·多兹的《希腊人与非理性》（TheGreeksandtheIrrational）就能知道，酒神的宴席上聚集的不仅有神与魔鬼，还有祭司、圣人和男女预言家——那群有点疯疯癫癫的人和他们拙劣的预言和占卜，在那时就已如今日一般是一门生意。

诗人柯勒律治在《桌边谈话》中年7月2日的一则用一句话——“人类天生可分为柏拉图式和亚里士多德式两类”，简要描述了相同观点。显然，那些蒙骗了第一类人的神话，从苏格拉底的戴蒙开始便已受到第二类人的嘲笑。他们时至今日依然在嘲笑，无法理解居然会有人相信那些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有关占卜的“低俗小说”。

但是若将一切都归咎于古希腊狄奥尼索斯式或柏拉图式的黑暗灵魂，也是不公正的。对于非理性、反科学思维的形成，犹太—基督教传统负有更加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们的神话里充斥着先知、布道者和预言家，每一个都忙着从灵魂深处探查生命或远或近的未来，而毫不提及事后反思。

我们需要去解释，而不是使之合法化。这个依然横行于科技社会的、由神圣或渎神的伪预测所构成的谱系，正是出自犹太—基督双重传统。媒体从这个谱系中汲取并“认真地”转述所谓圣人、幻想者、纸牌占卜者、占星者、巫师和治愈术士的预言。至于大众，也“认真地”享用着占卜陷阱的大肆搜刮，把大把钞票扔进赌场、足彩、福彩、抽奖或刮刮乐中。

这一切都与科学对未来的测算毫无干系。科学的本质，正是它不需要对我们认为自己悉知未来的狂妄想法负责的第二个原因。实际上，科学预测以可证实、能再现的确切时间为基础。以日食和月食为例，早在古代，阿波罗式或亚里士多德式学者就已经发现了它们的规律，他们配得上初代科学家这个称谓。

要做出科学的预测，两个要素必不可少。

首先是一个能规范抽象现象的定律，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其次是确定具体现象的边界条件，比如一个天体在某个特定时刻的位置和速度。

正是因为对这两个要素细致而熟练的使用，牛顿物理学得以取得如此惊人的成果。比如，年人们发现，于年、年和年分别出现的三颗彗星实际上是同一颗，也就是现在被称作“哈雷”的那颗彗星，并成功预言了它在年的回归。又如年有人预测了另一颗行星的存在，三年后在所预测的位置果然观测到一颗行星，也就是现在的“海王星”。

没有任何预言，包括（甚至、尤其是）卢尔德和法蒂玛圣母所做的那些预言，可以展示出此般对未来的了解，哪怕时隔许久。因此，对于拉普拉斯在《概率哲学论》中宣称“若能了解每一个粒子的位置与速度，原则上就可以精确地知道宇宙的全部过去和未来”，也无须讶异。

19世纪的科学实现了这一梦想，并迅速扩展到物理以外的领域。例如生物学，年达尔文发现了自然选择定律，并预测了大彗星兰授粉者的存在。这种昼伏夜出的飞蛾应有30厘米长的喙。达尔文去世21年后的年，人们发现了这种飞蛾，并将其命名为“praedicta”（在拉丁语里有“预测”之意，学名为“马岛长喙天蛾”）。

提到科学预测，普通人几乎会自动联想到天气预报，但它与之前提到的那些预测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区别。其实上述的科学预测都与20世纪发现的另一个现象——确定性混沌（deterministicchaos）——有所关联。也就是说，存在一个确定性法则，但对于初始条件极端敏感。

正如著名的蝴蝶效应，起因的细微差别会使结果产生天翻地覆的改变，此时可预见性理论遭遇了实际的不可预见性。这使得短期的天气预报可以很好地实现，长期的则很难——这个长期指的是四五天的时间。

但是，20世纪却发现了许多不仅实际不可预见，理论上也难以预见的现象！尤其是那些直接建立在量子力学上的现象，因为其方程表明，原子、亚原子粒子的运行不过是概率性的。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能的只能是统计类预测。

这不意味着人们无法获得成果，但却意味着，只有那些不知所云、满怀憧憬或胆战心惊的人，才会将科学视作无所不能的未来预言工厂。

科学并不是那样的，也决不会成为那样。所以说，我们别再奢求不可能，而应满足于科学能做到的：那便已经远远比我们应得的更多了。

我们尤其应该问问自己，是否真的想知道所有的未来，甚至包括我们个人或整个人类的终点。詹姆斯·沃森，世界上第二个对自己进行基因测序的人，却对体内潜在的、与诸如阿尔茨海默症之类的老年病相关的基因毫无兴趣，以防毁掉生命的最后几年。显然，他比试图从玛雅人那里知道世界末日何时来临的蠢蛋智慧多了。

为了打赢与非理智的迷信以及科学盲之间的战争，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我们的抗争也将持续很长时间。恰如甲壳虫乐队的歌词，“闭上双眼，错解一切所见，这很容易”。比这个难得多的，且对许多人来说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是好好地睁开眼睛，尝试去明白所有有能力明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