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葛帮宁

来自帮宁工作室（gbngzs）的报道

我希望他还能记得我。

为了那次访谈，我读了他的自传《我在大众汽车40年》中文版（上海远东出版社年1月出版），我去找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和原一汽厂长耿昭杰，试图通过他们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我在采访过的上百人的口述历史记录中重新查找，寻找有可能提到他或者与他职业生涯有过交集的相关细节。

一切就绪后，我向他发出一份尽可能详尽的采访提纲，那是我用10天时间梳理出近50个问题后，又从中挑选出的约30个问题。最终天遂人愿，年9月27日，我在他的德国办公室——狼堡艺术博物馆（ArtMuseumWolfsburg）完成时长近3小时的访谈。但令人猝不及防的是，当我辗转去巴黎途中，在出租车上差点遭遇抢劫之灾，所幸无大碍。

对于这样一种从未有过的采访历险记——闭上眼当时场景就能历历在目，对于这样一位经历过二战，从不记日记，原则上不同媒体进行亲密的背景交谈，有些属于大众汽车和战后时代的历史性事件将随之一起进入坟墓的独特采访对象，恐怕任何一位媒体人都会记忆深刻。

但93岁的卡尔·H·哈恩博士（CarlHahn，下称哈恩），这位大众汽车集团前董事长还记得那样一次采访吗？

01.

年12月15日晚18时40分左右，北京霄云路福楼法餐厅，我们都在等他。

这是一间装修得颇有些典雅考究的法式餐厅，木质地板和斑斓灯光充满着怀旧氛围，宛如闹中取静，置身其间可暂时远离喧嚣浮华。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告诉我，因为哈恩博士在法国待过几年，故特意挑选了这家法餐厅来和大家叙旧。

我们等待的主角要从上一个会场赶过来赴约。在那个主场，他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年度人物之“见证40年·经济人物“。

这是个特别奖项。“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时代的浪潮造就了一批时代的英杰，为了记录这些榜样的杰出事迹，我们推出一个特别奖项——‘影响中国’见证40年·人物。”《中国新闻周刊》在新闻报道中这样写道。

这一特别奖只授予给4个人。另外3人分别是：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陈光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和西安东盛集团董事长、广誉远掌门人郭家学——如大家所见，哈恩博士是惟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外籍人士。

亦因此，他有了这次中国之行。

“改革开放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增进了福祉，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也为大众汽车集团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我非常骄傲，能参与到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这是一段让我铭记终生的经历。”站在领奖台上，哈恩博士由衷说道。

他有多喜欢中国？这是最近2个月来他第三次来到中国。如此高龄又如此频繁地做长途跋涉，在他的同代人中并不多见，而哈恩博士总能创造你无法想像的奇迹。

6周前，他今年第一次中国之行，是跟深圳华大基因（BGI）的工作业务有关。他与华大基因的接触最早可追溯到15年前与巴西展开项目合作之时，后因种种原因，双方曾一度中断联系，直到最近几年才又恢复。

他见证了这家企业的快速成长。他回忆道，这15年来，华大基因从当初的人增长到现在的人。“两位创始人仍骑自行车上下班，仍跟员工在一间办公室里一起办公，他们中的一位曾登上过珠峰，为保持健康活跃的生活方式做出榜样。这此细节与情况，令我印象深刻。”

不仅如此。哈恩博士说，这家基因组学研发机构在DNA分析和遗传学研究方面全球领先。“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领域，他们的研究能帮助延长人类寿命，使人类变得更加健康，我非常敬仰这家公司”——你可以想像，当一位历经世事更迭的93岁长者提到“敬仰”一词时给大家带来的冲击力。

“接下来20年，我们将面临日益增进的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影响，而华大基因正在攻克人类基因科学的难关。”哈恩博士补充道。

4周前的年11月19日，他完成了第二次中国之行。当晚长春，一汽奥迪30周年庆典活动现场，当主持人介绍到场嘉宾提到他的名字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2小时后，庆典结束，他被很多人簇拥着合影拍照。

他既是这30年合资合作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也是“在中国市场经济萌芽待发之时，一马当先率领跨国企业进军中国的领导者（见证40年·人物颁奖词）”。

对于他重新执掌大众汽车集团前两周，他便确定开拓中国市场以及到长春谈判的故事，我在不同场合听到的版本大致如下：那是年，他第一次到长春。从机场甫一出来，顷刻就感受到了长春的寒冷——确切地说，自二战以来，他还从未像那样挨过冻，以至于原一汽厂长耿昭杰接待他们时，给每人都发了一件厚棉衣。

他和耿昭杰一见如故的故事众所周知。谈判非常顺利，但中国出现个小插曲。谈着谈着，耿突然起身离开，一个多小时后才回来。后来才知道，他去给当时一汽在美国的谈判团队打电话，让他们不要跟克莱斯勒签约。

因为这通电话，不仅改变了一汽集团和大众汽车集团的命运，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中国汽车工业的轨迹。

遗憾的是，他所叙述的另一当事主角耿昭杰当晚未能现身庆典现场。

02.

时针指向傍晚19时许。

他走了进来，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居中而坐。

他依然彬彬有礼，笑容满面，举手投足间保持惯有的绅士风度，银色头发整齐地梳向一边。一条红底蓝格领带系在白色衬衣上，深色西服上佩带着一枚大众徽标和一枚奥迪徽标。

跟两年前相比，他几乎没什么变化——尽管看起来他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但脸上的皱纹仍在一定程度上泄露了他所经历的时间印痕。

他那双能洞穿世事的蓝色眼睛藏在无框眼镜背后，大多数时候他严谨而理性，但只要一笑起来，满脸都是孩童般的天真。他仍然习惯在切入主题前讲一段开场白，说话时他语速适中，不疾不徐，他似乎有练就了一套能控制自己脸部表情的本领，人生再大的风雨在他平静如一的讲述中不留丝毫痕迹。

没有人知道这位长者心中究竟埋藏着多少秘密和故事，那些试图走近他，意欲挖掘他真实内心世界的想法是徒劳的。两年前我曾经做过尝试，在设计问题以及访谈现场的碰撞中，我努力寻找能打开他记忆的钥匙，力求还历史以本原，但每每问题偏向个人，他就谨慎地关闭大门，礼貌地避开问题核心，或者调皮地朝我挤挤眼睛。

我无法确定这次见面是否会有不同收获？需要说明的是，哈恩博士并非不愿意敞开心扉。比如他不止一次提到，能在二战中生存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再比如，他谈到一生中的特殊际遇，是从其企业家父亲身上耳濡目染学习了很多。

哈恩博士曾送给我一本写父亲的德文版书籍，这次他又讲述了一些有关父亲的往事。哈恩在二战中服过兵役，从战场上回来后，父亲带着全家逃难到西德，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在德国版图上整整流浪了3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其间冷暖甘苦唯有自知。

父亲是奥迪前身DKW公司的创始人。他最初制造数字锁，后来制造高压炊具，让他真正成名的产品是OB——后来美国强生公司推广的卫生棉。当他开始接触OB时，发现DKW有个机会，便立即退出OB去经营DKW。曾经一度，他把DKW做成当时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商。

此过程中，哈恩和父亲一起寻找未来生活方向，他充当父亲的汽车司机、厨师和秘书，每天晚上11点去邮局查看信件，替他做所有事情。

“在父亲身边，我能感受到一个企业家的日常点点滴滴，可以看到他的思维，他的眼光。他怎么看这个世界，怎么看待人生，怎么看待身边事物，就像血液里增加了一些同样的基因。”哈恩博士说，“得益于父亲的遗传，我掌握了非常好的商业直觉。夜里睡觉，大脑还在处理各种各样的信息。”

另一个让哈恩博士钦佩的人是菲亚特前董事长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Agnelli）。哈恩博士认为，阿涅利靠白手起家，是个务实，工作勤勤恳恳的人。“战后意大利经济百废待兴，这位创始人推进了行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我认为非常了不起。”他说。

哈恩家族与菲亚特之间渊源颇深。哈恩博士回忆，父亲在意大利工作期间，与意大利汽车工业以及阿涅利先生交流颇多，两家最终发展为亲密朋友关系。迄今他还记得首次跟阿涅利见面，后者往浓缩咖啡里放盐的“不可思议的情景“。

追溯哈恩博士的故事，还提出了更进一步的问题：时代、命运和机遇怎么偏偏就降落在他执掌的大众汽车时代？为了年那个时刻的降临，他究竟做了怎样精心甚至是漫长的等待和准备？中国60多年的汽车发展历程中，我们能寻找到几个像他这样的哈恩先生？

现在，和哈恩博士一起晚餐的时间过去了近两小时，我终于有机会问出两个横亘已久的问题。

“从25年前退休到现在，您是否有遗憾的地方？“

“我没有遗憾，因为我在大众汽车的所有想法，所有战略都得到了成功的实施。”哈恩博士说，“我感到非常幸运。”

“您身上有很多标签，比如创业者、开拓者、企业家，或者战略家，您最喜欢哪一个？“

“我的朋友卡尔。”哈恩博士的回答充满睿智，他说，“我希望在与他人交往时，大家记住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所拥有的这些头衔或者标签。”

很多人向哈恩博士请教保持身体健康和长寿的心得，他告诫大家，别吃太多，多工作。他仍然保持一周工作6天的习惯，出差期间每天坚持游泳米，再做些单车运动。冬天滑雪，夏天帆船或者潜水。

最后，我不得不告诉你的是，在给他看过两年前的现场采访图片后，他可能在那一瞬间才记起了我。临告别时，我们互道祝福，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希望我把那些照片发给他。

他在北京还将做短暂停留。第二天（年12月16日）下午，他将与另一些媒体进行下午茶。凌晨两点，他将孤身启程踏上归途。他说，他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以下是部分访谈摘要，帮宁工作室略做编辑。

03.

“我就是中国的一份子”

GBN：您如何评价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的三个合作伙伴？

哈恩博士：先讲上汽。大众汽车集团与上汽合作伊始，上汽还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但我们之间的合作十分重要。

首先，上汽给了我们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其次，上汽传达给我们中国市场现状、对外部世界的需求等重要信息。

与上汽合作之后，我们把质量控制、采购、财务这些职能部门负责人从德国派到中国，与上汽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经过这些年发展，上汽已成为最著名也最成功的国际汽车企业之一。从规模看，无论是整车制造还是零部件业务，都位世界前列。

这个过程中，大众汽车集团也获益匪浅，两方保持高度互惠互利关系。我们为中国汽车发展打造基础设施，且没有犯错误。另外，我们做技术与知识培训时，既有一对一传帮带模式进行知识技能经验的传递，也将数以千计的中方人员送到德国学习培训，其中就包括科技部部长万钢。这样一段经历，为他们后来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汽是跟上汽完全不同的故事。我第一次到长春，城市非常破败，从机场一出来，就感受到了长春的寒冷。耿昭杰先生来接我们，给每个人发了一件厚衣服。二战以后，我还从来没有像那样挨过冻。

跟耿昭杰先生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但中间有个小插曲。谈判中他突然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会议室，一个多小时后才回来，我不知道他去做什么。后来知道，耿昭杰先生给一汽在美国的谈判团队打电话，跟他们紧急联系说，不要和克莱斯勒签合同。

但他下达指令时，双方已经签了发动机合作合同，整车合作合同还没签。碰巧，克莱斯勒和一汽合作的那款发动机是大众汽车集团授权给克莱斯勒的，所以发动机合作不影响大众汽车集团与一汽的合作。

一汽和大众汽车集团签约后，第一个项目就是奥迪，另一个项目是捷达。大众汽车集团已经在墨西哥工厂生产捷达，美国威斯特摩兰工厂的设备暂时闲置起来。我决定把美国这套生产线设备拆下来，打包运往中国，在长春工厂安装，在中国生产捷达。整个进展速度非常快，也非常成功。

我们与一汽合作时，它已经是一家有相当规模的企业，卡车业务比较大，当时已出口汽车零部件。创汇后，再从海外购买一些机器设备。与一汽的合作，使我们在中国北方有了一家合作伙伴。

这两家合资企业都发展得非常好，盈利能力也很强。今年再到长春，发现它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城市，富裕繁荣，非常漂亮。我非常喜欢长春这座城市，我也是长春市的荣誉市民。

对我个人而言，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的事业是我职业生涯最重要，也是回报与收获最多的一段经历。我不仅对中国有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我认为我就是中国的一份子。

一汽-大众成立时，双方股比为60%对40%，而不是像上汽大众那样是50%对50%。您当初如何做出这一决策？为什么没有多要10%？

当时来看，最重要的是能进入中国市场，能与中方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在我看来，股比占40%还是50%并不是最重要的。

一汽-大众首款车型为什么是捷达而不是高尔夫？大众汽车集团如何协调中国两家合资企业的产品分配？

从产品定位角度来看，高尔夫在欧洲市场是一款高度个性化车型，具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和个性，就像甲壳虫一样，是当地人用来表达个性的一款车型。彼时中国汽车市场刚刚起步，我们认为捷达这样一款实用的大众化车型更适合中国。

至于第二个问题，当初我们考量产品分配完全基于中国市场容量情况：中国市场容量尚小，两家企业在产品类别发生重合的可能性很低。

能再具体些吗？比如上汽大众为什么从B级车导入，而一汽-大众却从A级车导入？

这一分配同样根据中国市场现状来定。上汽大众成立之初，中国私家车市场区隔几乎是空白，然后是政府用车和商用出租车。基于此，我们决定在中国投放桑塔纳。针对中国市场，我们还在这款车型的工程设计、轴距上做了加长改良。这个决策也是经过多轮商谈后达成的方案。

您推动了大众汽车集团与一汽集团和上汽集团的合作，后续大众汽车集团负责人有没有把您的理念和观点传递下去？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发展到今天，是否与您当初预想的一样？

我退休时，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年产量是10万辆。年，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销售数字达到万辆。毫无疑问，继任者们在推动与中国项目合作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使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形成领先的市场地位与竞争力，同时也把我们在培训方面的工作继续推动下去。

04.

“我在践行着这份热爱”

GBN：您非常钦佩菲亚特前董事长乔瓦尼·阿涅利，您能详细谈谈他吗？

哈恩博士：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之所以钦佩阿涅利先生，主要因为他是一个白手起家、务实、工作勤勤恳恳的人。意大利经济在战后百废待兴，国家汽车产业需要时间建设。这位创始人推进了行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我认为非常了不起。

我的家族跟菲亚特颇有渊源。我父亲曾在意大利工作过，期间与意大利汽车工业，以及阿涅利先生有很紧密的工作交流，这个关系甚至发展成为私交，双方家庭也彼此熟悉。我当时很年轻，在意大利汽车行业工作，那段时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记。

菲亚特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意大利在战后走上经济复苏之路，菲亚特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二战后的政治经济环境，菲亚特与克莱斯勒形成紧密业务联系，从克莱斯勒得到许多技术和专业知识。这种情况下，菲亚特不仅逐渐从经济阴影中走出来，其品牌也随之树立。与菲亚特的联系和经历，一直伴随着我，直到如今。

年代，德国遭遇劳工荒，经过内部讨论，当时想从国外输入劳动力，意大利工人非常受欢迎。因为他们受到地中海文化影响，对艺术，对工艺有孜孜不倦的追求。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意大利文化艺术就对欧洲文化和工匠精神形成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当初偏爱意大利籍工人的原因。有段时期，狼堡人口中的10%都是意大利人。我曾称赞他们工作勤劳，手艺也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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