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就是占据一个词品牌的成功是占据一个词。沃尔沃在汽车品类占据了安全这个词，王老吉在饮料品类占据了预防上火这个词，特劳特占据了定位这个词，海底捞占据了服务这个词，李小龙占据了功夫这个词。只有在潜在用户的认知中占据一个词，品牌才具备真正的价值。每一个词代表一个需求，当品牌等于这个需求的时候，潜在顾客就会在寻找需求解决方案时第一时间想到你。当更多的人想到你，就有更多的人谈论你，接下来就是更多的人选择你。孙中山和斯大林都占据了革命这个词，但是并不冲突。就像沃尔玛和拼多多都占据了低价，杜蕾斯和沃尔沃都占据了安全，红牛和东鹏特饮都占据了能量饮料。因为属于不同的国家、品类和价位。占据一个词之前，首先是选择一个词。选择比努力重要。和革命相比，造反和招安都是意思接近但是意义差别巨大的词。都是反对派，但是造反是自下而上的，把造反对象放在了一个权威的位置上。比孙中山更早时期的白莲教就是为了造反而造反，嘉庆年间还有一支队伍联合宫内太监打进了皇宫。但是白莲教信仰无生老母，只是念咒和练拳，没有任何政治主张，无法真正影响现实政治。招安就更差了，甚至都不想取而代之，闹事只是为了封个官做。革命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天子受天命，更替朝代，谓之革命。在传统观念里，只有天子皇帝等继任者的行为才叫革命，普通人只能叫造反。革命当然比造反好得多。就像安全比耐用好得多（沃尔沃最早占据的词是耐用，后来重新定位为安全），超薄（冈本）比安全（杜蕾斯）好得多，叛逆比便宜好的的（甲壳虫最初诉求低价，后来定位为符合年轻人叛逆精神的汽车）。袁世凯本来可以成为共和的缔造者，却因为自我膨胀成为了复辟的代名词。共和比复辟当然好得多。占据认知而非事实对于革命事业，比孙中山付出更多的是黄兴。和黄兴相比，孙中山更像一个革命代言人，而非革命者。孙中山说，“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因为重要的是占据认知，而非事实。高明的宣传策略甚至会把坏事变成好事。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逃亡英国，在满清伦敦使馆周围活动，想要争取使馆内中国人的支持再次回国革命。不巧的是走漏了风声被清廷的人抓住囚禁在使馆内，准备押送回国处决。幸运的是孙中山的老师英国人康德黎多方奔走，把他从使馆内救了出来。孙中山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伦敦蒙难记》，并借助英美报纸大肆炒作，一时间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真正代表人物。写书这种事，斯大林当然也会。在斯大林坐牢和流放期间，俄国革命群体分裂为两派：孟什维克（俄语音译：少数派）和布尔什维克（俄语音译：多数派），代表者分别是马尔托夫和列宁。经过投票，列宁代表的群体获胜。这对斯大林来说是个坏消息，他曾主张建立一个自治的格鲁吉亚政党（因为他是格鲁吉亚人），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反对的（区域自治的政党意味着少数派和分裂）。想要继续自己的革命生涯，斯大林就要和过去的自己决裂。想要待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阵营里，斯大林就要写一份信仰检讨，这对革命者来说是非常屈辱的事情。但是斯大林不仅写了检讨，甚至把检讨写成了一整本书。然后印成70册发给党内的关键人物阅读。一本检讨自己的书，有论证、有引文、有细节，比一份检讨的力度大多了。这个行为挽救了斯大林的政治生涯，使他重新获得列宁的信任。占据认知要占据优势位置占据优势位置意味着发挥优势，而非弥补弱点。孙中山曾联手梁启超，因为梁启超的名气要大得多。但是和梁启超相比，孙中山的写作能力差太多了。虽然他也能写书，能在报刊发表文章，但是梁启超的写作能力是远远超过他的。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共计卷，余万字，这种写作能力一般人比不了。蒋百里请梁启超给自己的书《欧洲文艺复兴史》写序，梁启超一口气写了五万字，最后这篇序以《清代学术概论》的名字单独出版了。怎么办，拼命努力练习写作？更多的投入就能获胜？很多品牌都陷入了这个误区，易信、米聊、来往用更好的用户体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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