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8月28日，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不只有马丁·路德·金。那些来到美国首都，为民权振臂高呼的人听到的也不只是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

这次行动的正式名称为“为工作和自由进军”，也被非正式地称为“向华盛顿的伟大进军”。召集活动的组织很多，有工会组织、宗教团体，特别是有色人种社团。他们中的许多代表上台，向二三十万观众发表了激昂的演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游行示威活动。根据政治对艺术媒介的利用逻辑，一些表演界人士也参与了活动。

其中有芭蕾舞者约瑟芬·贝克，她是唯一一位发言的女性；还有演员马龙·白兰度、伯特·兰开斯特和西德尼·波蒂埃。众歌手自然也不会缺席，他们与示威者共同高歌。琼·贝兹演唱了《我们将胜利》，“彼得、保罗和玛丽”乐队（PPM）则以《答案在风中飘荡》和之。

《我们将胜利》的第一版是在年由牧师查尔斯·廷德利发表的，与之一同发表的还有其他一些福音歌曲。年一次矿工罢工期间，它第一次被用作抗议活动歌曲。年，一个新版本成形，重新制作的歌词和音乐受到了另一首可以上溯至19世纪中期的灵歌作品《不想再上拍卖台》的启发。而鲍勃·迪伦曾经承认，《答案在风中飘荡》也是在这首灵歌的基础上创作的。

年的秋天，为了反抗美国烟草公司，黑人烟草工人举行了为期5个月的大罢工。他们将新版本的《我们将胜利》选为战歌。2年后，皮特·西格听到了这首曲子，并对其再度进行修改，才产生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最终版本，即年起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使用的版本，也即年的活动开始后，与琼·贝兹联系到一起的那首歌曲。

如果说《我们将胜利》背后有一段很长的历史，那么不考虑迪伦声称的共同音乐起源这一因素，《答案在风中飘荡》算是舞台新人。根据作者的说法，整个创作只用了10分钟，并于年4月16日在纽约的一家小酒馆里首次演唱。“答案在风中飘荡”的含义并不十分清晰，不过但丁曾写过，“翻飞的叶片上，西比拉的预言随风而逝”。

歌词中的9个提问对应了一系列模糊的哲学问题，提问均使用普通的措辞进行表述，从“一个人需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称为人”，到“一个人可以多少次转过头，假装看不见”。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特征，歌曲触动了某些敏感之人的心弦。此歌的“彼得、保罗和玛丽”乐队演奏版本大卖万份，并被用于任何种类的社会或政治问题。

它也可以关联宗教问题。若望·保禄二世就曾将副歌部分运用到他自己的音乐之中。年9月7日，他在博洛尼亚音乐会上听到歌手的演绎后，对他的信徒这样说道：

你们中的一个代表，以你们的名义说，你们生命问题的“答案在风中飘荡”。这是对的！但这风不是让一切消散的虚无的旋涡，而是飘荡着圣灵之声。那声音召唤道：“来吧！”你们问我：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了解人类？我回答你们：一条！人类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基督的路。

除了《答案在风中飘荡》，—年，迪伦还创作了相当多抗议歌曲，收录在《自由驰骋的鲍勃·迪伦》和《时代在变》两张专辑中。在林肯纪念堂前的舞台上，他也演唱了其中几首作品。但此后他逐渐脱离了政治表态，投入到更广阔的诗歌和音乐创作世界里，避免被定性为抗议歌曲歌手。在年关于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纪录片《无家可归》的一次采访中，他对琼·贝兹表现出极大的不屑。

但即使对于此前迪伦创作的歌词，人们也不应该过于严肃地看待，对待所有具有倾向性的唱作歌手的作品也是如此。安德鲁·索尔特年的纪录片《想象》中的一个场景证明了这一点：一位歌迷告诉约翰·列侬，他的一些歌曲能与自己的灵魂沟通无碍，而后者坦率地回答道：

不要把歌词和你们的生活弄混了。我不过是用文字娱乐罢了。那些歌纯粹是无意义的。迪伦也这么做，所有人都这么做。我们拿出一些词语，把它们放到一起，看看能不能产生什么意思。有时候能成，有时候则没有。

说起列侬的政治倾向，我们需要从“为工作和自由进军”转向“终止越战游行”（TheMoratoriumtoEndtheWarinVietnam）活动。这次抗议发生在年10月15日华盛顿的白宫前，是截至目前美国最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参与者达50万人。与年相比，抗议之火已经从民权斗争转移至和平主义，因此活动期间人们听到的歌曲旋律也发生了变化。

这一次，皮特·西格与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起演唱了《给和平一个机会》。这首歌来自除甲壳虫乐队以外列侬单独发表的第一张专辑，于6月1日在蒙特利尔录制，彼时也正值他与小野洋子举行第二次“不下床”反战活动期间。一年前的3月——他们的蜜月期间，在阿姆斯特丹，两位艺术家首次进行了这种新形式的反战宣传活动，一整周的时间待在床上，面对摄像机和记者聊天、讨论、歌唱。

歌曲诞生于一位记者向列侬提问“通过这种行为想得到什么”时，他的回答：“我们正在表述的一切，就是给和平一个机会。”这成了歌曲的副歌部分，前面增加了关于“某些主义”和其他的一些冗长歌词。几次尝试后，在一小群各色人等的见证下，列侬直接在床上完成了全部录制。这群人包括颓废派诗人艾伦·金斯堡和幻觉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后者此后被尼克松定义为“美国最危险的人”。

《给和平一个机会》不仅与年的《现世报》和年的《想象》并称为独立音乐人时期列侬的三大经典歌曲，也成为那些年和平主义者的圣歌。《想象》将前者传递出来的希望极致化，幻想了一个不仅没有战争，甚至没有宗教和国家，共享“人类手足情”的世界。这显然是一位幻想家的梦，但绝不只是一个人的梦，恰如歌词的结尾写的那样。

尽管存在激进的表述，《想象》还是成了纯真的乌托邦之象征。对此，列侬认为理由如下：“它反宗教、反民族主义、反因袭旧例、反资本主义，但能被人接受，因为它态度温和。”然而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乌托邦主义者和天真坦率之人。年，拥有大量听众的美国清晰频道通信公司将这首歌加入了“反美国”歌曲清单，在“9·11”事件后不再播放。

虽然音乐上的表现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出现，但列侬对和平主义的兴趣许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据保罗·麦卡特尼所说，在60年代中期，列侬第一次与伯特兰·罗素会面后，乐队诸人便开始对越南问题（那时还不是一个能登上报纸头版的热门话题）敏感起来。另一方面，麦卡特尼自己也不能免于政治站队。例如年《记事册》杂志青少年版封面的第二行印着列侬关于耶稣的名言，首行则是麦卡特尼说的一句话：“这是一个糟透了的国家，每个黑人都是一个脏兮兮的黑奴。”

此前甲壳虫乐队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持争议性立场，但从那时起，他们便不再闭口不言了。正在鲍勃·迪伦逐渐从有政治立场的摇滚歌曲中转移出来时，约翰·列侬却采取了相反的行动，用了几年时间，从美国的吟游诗人手中接过了演唱抗议歌曲的扩音喇叭。

在年的秋天，列侬搬到了美国，很快成了各种学生和黑人抗议组织领袖之友，其中包括艾比·霍夫曼、杰瑞·鲁宾和鲍比·塞尔。他开始投身各类激进的活动，比如呼吁释放社会活动家约翰·辛克莱，以及抗议对阿提卡监狱的血腥镇压。为这两次活动所写的两首歌曲都收录在年的专辑《纽约时光》中。这些音乐的政治影响力之大，连尼克松都在担忧它们可能对自己年再次参选造成麻烦。

尼克松政府试图将列侬驱逐出国。据电影《与约翰·列侬对立的美国》记录，这场艰难的法律战争持续了3年半，以列侬获得永久居留权告终。结束的那一天是年10月9日，恰好是他35岁的生日，也是他的儿子西恩出生的日子。在那个时刻，与年8月9日辞职的理查德·尼克松以及年4月30日西贡解放后的越战一样，约翰·列侬正式退出了政治新闻。